今年早春，我去了一个以古董家具闻名的小镇游览。在一家五层楼高的二手店里，来自不同年代的沙发、餐具、唱片和杂物在此重聚。它们在时间长河中幸存，经人筛选后再次流入市场，每一道纹理似乎都藏着故事，有的甚至价格不菲。好几次，如果不是同伴阻拦，我险些冲动消费。直到回到街上，我才如梦初醒：脱离店内营造的故事氛围后，刚才那些让人心动的物件，顿时黯然失色，甚至有再次沦为破铜烂铁的风险。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因为这段经历，再看挪威导演约阿希姆·提尔（Joachim Trier）的电影《情感价值》（Sentimental Value）时，其中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。电影中段，导演Borg Gustav带着美国演员Rachel Kemp熟悉取景地，Gustav家祖传的旧宅。在讨论主人公悬梁自尽的镜头时，Gustav云淡风轻地提起，自己的母亲正是在此地自杀，使用的就是女演员就座的凳子。Kemp瞬间弹起，惊愕之余充满好奇。之后，Gustav用挪威语对小女儿Agnes转述这件轶事，他说：“这样很好，她会更有动力。我告诉她，那只凳子——我母亲上吊时用的就是它。”
小女儿问，“那只宜家买的凳子？”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一瞬间，凳子的价值发生剧烈波动。前一秒，它来自过去，凝结了独属于一个家庭的记忆和创伤；下一秒，它成为现代人最熟悉的消费符号之一，批量生产、全球供应、物美价廉。通过凳子的快速贬值，导演巧妙地提醒：度量事物价值的，往往不止一套体系。
凳子是谎言，这栋祖宅却的确收纳了Gustav家几代人的记忆。物如果幸运，寿命远长于人类。这种寄情于物的手法，在许多欧洲文学里都能找到回响。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在德国作家燕妮·埃彭贝克（Jenny Erpenbeck）的小说《客乡》（Heimsuchung）里，柏林郊外的一座房子横跨二战前后近百年，见证几代住客的命运沉浮：犹太邻居消失，红军野蛮入住，两德统一后的产权交替。以房子为视角，燕妮·埃彭贝克得以将叙事的时间轴擀长，使其溢出一代人的生命长度，转而描绘人类经验的轮回与差异，从而勾勒出“命运”的轮廓。
物本无情，一旦主人离开，其中的情感价值便复归于零。《客乡》里，物与人的关系被不断打断、缝合、重组。女孩珍视的童年小床、可可壶、她父亲的六角手风琴，都被一一编号，低价拍卖给来自不同地方的陌生人。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在小说《记忆记忆》（ПАМЯТИ ПАМЯТИ）里，俄语作家玛丽亚·斯捷潘诺娃（Maria Stepanova）参观医学博物馆里的展品，写道，“一旦被从日常生活中放逐，物品便会逐渐丧失实体性，以全新的、非人类的面目转向我们，回归其本来的属性：蜡、颜料、黏土。”
在《情感价值》尾声，Gustav为了拍片，卖掉祖宅，房子被买家翻新，过去再无迹可寻，唯有那个曾经见证他母亲自杀的房间，得以在他的电影里继续存在下去——只有故事可以战胜时间。
《情感价值》在2025年末登陆院线时，网飞（Netflix）与派拉蒙（Paramount）对华纳兄弟（Warner Bros）的收购角力尚未尘埃落定，科技新钱对好莱坞乃至全球传统影业的扰动远未结束。与那只宜家凳子一样，网飞在这里也是来自当下的符号，是现实世界在虚构故事中的投影。影片中，作为导演，Gustav需要回答无数问题，包括：电影完成后是先在院线播映，还是直接上线流媒体？一部由美国公司出资的文艺电影用英语还是挪威语来拍？找谁来演，找谁来掌镜？
第98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，《情感价值》
Gustav的问题，也是导演约阿希姆·提尔会面临的问题。长片首作《重奏》（Reprise）后，提尔在近十年后拍摄了英语长片《猛于炮火》（Louder Than Bombs），反响平平。此后，他回归挪威语，创作了《西尔玛》（Thelma）、《世界上最糟糕的人》（Verdens verste menneske），并凭后者获得国际好评。Gustav拍片经历的波折，或许注入了提尔对语言、口音、创作者的“authenticity”（真实）的切身体会。
《世界上最糟糕的人》（2021）
影片中，Kemp在读剧本时问Gustav，“你确定用英语拍……能行吗？”
用母语而不是英语讲这个故事就更真实吗？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影片结局，Gustav的确回归了挪威语，但原因并不是“母语比外语更能抵达真实”这么简单。
今年十月，我会出版一本关于故乡和母女关系的英文中篇。十年前，我刚开始用英语写作，在面对无数词不达意的瞬间时，也常常怀疑是否只有用母语创作，才能逼近真实情感。最初，我一度尝试用中文（甚至四川方言）来写这个故事，却发现基调过于诙谐轻快，无法潜入更复杂混沌的情感深处。随着接触到越来越多的非母语（excophonic）创作者，我渐渐意识到，母语并不是通往真实的唯一路径——对有的作者而言，有的真实甚至只能通过母语之外的语言抵达。
上：《西尔玛》（2017）
下：《猛于炮火》（2015）
对日裔德国作家多和田叶子（Yoko Tawada）来说，德语和日语互为镜子，映照出不同语言和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，也为她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。印度裔美国作家裘帕·拉希莉（Jhumpa Lahiri）从小便承担将家族经验译为英文的重任，在抵达英语写作的职业巅峰并遭遇创作瓶颈后，她改用意大利语写作，不再用英文“翻译”印度移民和印度裔美国社群的生命经验，而是在几年后出版用意大利语写就的散文集《换言之》（In Other Words）和欧洲气质浓郁的漫游小说《行踪》（Whereabouts），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作家。
而当我终于下定决心采用英文写作时，我仿佛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故乡、母语和母亲写作，这种叙事距离带来的私密和自由，几乎立刻将我引向一个更冷静成熟的声音，她既是母亲的女儿，也是她自己。这让我意识到，只有通过语言上的“背叛”，我才能完成作为写作者的成长。
上：《共同的语言》（2024）
下：《旅行者的需求》（2024）
正因为这段在母语和英语间徘徊的经历，在看《情感价值》时，我最先留意到的是“翻译”这个行为的缺席。Gustav最初写剧本时用的是挪威语，而当他决定启用美国演员Kemp时，影片的语言便自然而然变成英文，装订成册的英文剧本随即轻巧地出现，仿佛语言的切换就是如此顺畅丝滑。
当然，挪威与英美文化高度接轨，全民英语普及率高达90%，因此挪威创作者在对本国经验进行翻译时，面临的障碍远小于来自亚洲、拉美等地的创作者。尽管如此，这并不能回答“为什么要用英语来讲述一个挪威故事”这个问题。语言的切换，意味着受众、语境和视角的切换，它所牵涉的不仅是剧本的翻译，还包括情节设定、角色塑造、甚至故事定位的改动。挪威语和英语来自不同的文化语境，面向不同的受众，二者无法轻松互换，也自然不可能许诺一模一样的真实。
上：《米纳里》（2020）
下：《美国女孩》（2021）
女演员Kemp隐隐察觉到了两种语言之间的缝隙，努力试图弥合它。她钻研剧本，与Gustav讨论人物动机，把头发染成与Nora相近的栗色。为了更贴近角色，她甚至主动提出模仿带北欧口音的英语。然而当她用这种口音进行表演时，恰好是全片中离真实最远的时刻。正是这次失败，让她和Gustav意识到，他要么用挪威语讲这个故事，要么用英语讲一个不同的故事，但不能用英语假装讲一个挪威故事。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事实上，Gustav需要的语言甚至不是一般意义的挪威语，而是更私人的、只有他和女儿Nora之间说的挪威语，以及超乎语言的“元语言”——比如父女二人隔着人群的长久对视，彼此问候前短短几秒的沉默。这种“私语”和“不语”里，蕴藏了父女之间的全部情感。在影片尾声，我终于听到这种语言。Agnes上门探访陷入精神困境的Nora，带上了父亲的剧本。在她的要求下，Nora用挪威语念出Kemp曾用英语朗读的同一段台词。然而和Kemp读到最后泣不成声、并被自己的哭泣打动的演绎不同，Nora的朗读是克制的，她为内心涌起的情感所惊讶，极力将它压抑，而这种克制反而暗示更深的痛苦。仅仅切回母语是不够的，Gustav想要的真实是与女儿通过虚构达成理解，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角色的扮演者非她不可。
《情感价值》也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。影节晚宴结束，Kemp和Gustav来到海边，从深夜聊到黎明。Gustav拦下一辆简陋马车，以一瓶香槟为报酬，请车夫将女演员送回酒店。这个如同灰姑娘童话般的场景，既让我们瞥到Gustav的多情本性，也渲染出拍电影这件事的浪漫。Gustav曾多次忆起年轻时与剧组拍戏，如痴如醉地怀念大家如何成为一个大家庭。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然而造梦常常索要代价，代价往往由他人支付。Gustav并不是艺术史上第一个“art monster”（不择手段实现创作目的的艺术家），也不是其中最恶劣的一位。在他身上，我们可以嗅到“艺术怪物”们身上常见的自私冷酷和自相矛盾。为了新片，他探访长期合作的摄影师，在发现对方腿疾后，以网飞为借口当场收回邀请。Agnes幼年时曾出演他的代表作，当他背着小女儿试图说服她的儿子出演新片时，Agnes第一次崩溃了：
“和你一起工作的那段时间很美好……你让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。然后你就又消失了。我不明白……你怎么可以说走就走……前一刻你还这么亲近、真实……下一刻你就不见了，别人就成为你最重要的人。你知道为什么Nora总是在生你气吗？因为她对你还有所期待，而我早就放弃了……你最好的那一面从来不会留给我们，这没关系，我已经接受了……”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在Gustav看来，艺术高于一切。生活是艺术的养料，也是累赘。前一秒，他宣称艺术是自由的，“如果你要开车（送小孩）去参加足球训练，还要比较哪款车险更好，你是写不出《尤利西斯》（Ulysses）的，不是吗？”；后一秒，他对着Nora发表陈词滥调，“孩子特别美好。时间飞逝……你们俩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事。”女儿反击，“是吗？那你或许应该在家多陪陪我们？”
女儿们以各自的方式背叛父亲。Nora进入Gustav最反感的戏剧领域，Agnes的背叛更为决绝——她成为一名历史学家，与尘封的档案对话，试图理解在家庭成员间代际传递的创伤。影片结尾，姐妹二人靠着床脚坐在地板上，像孩子一样阅读父亲的剧本。Agnes感叹Gustav何以在常年缺席的情况下，仍然精准地想象出Nora的心灵危机，“就好像你在经历那些事情时他在你身边一样”。Nora答道，“但他不在……你在。”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这或许是导演约阿希姆·提尔对现实生活做出的最明确的捍卫。然而这种捍卫不可避免地被结尾削弱了。大病一场后，Gustav卖掉房子，开始拍摄，Agnes的儿子和Nora都出演了新片。完成主人公自杀镜头后，Nora与父亲对视，二人似笑非笑，和解静待发生。导演似乎在说，对Nora和Gustav这样的人来说，虚构是他们表达自我、获得理解的唯一方式。
然而Gustav是不能、还是不愿在虚构之外进行关爱和理解？尽管创伤是整部影片的地基，我对它只有浮光掠影的印象。我从未真正认识Gustav的母亲，既不知道她的个性，也不知道她对年幼的Gustav曾造成怎样的伤害，她受到的酷刑也仅在Agnes翻阅档案时几笔代过。同样，Gustav和妻子对女儿们造成的伤害也只呈现了冰山一角，我听到房门被重摔，看到姐妹蜷缩在墙边，却并不知道这段婚姻破裂的具体原因，以及Gustav的缺席和妻子的失常如何“毁掉了”Nora。
《情感价值》（2025）
如果过错和创伤都同等模糊，观众便无法自行判断或原谅，我只能依赖Nora和Agnes的反应，并信任她们的选择：她们愤怒，我便愤怒；她们原谅，我便原谅。
或许正因如此，《情感价值》不是一枚催泪弹，而是一部观感舒适的沙发电影。它不将我置于危险之中，不索要过多的情感投入，我只需站在窗外凝视屋内，不必担心房子随时可能坍塌，将观者席卷其中。
Renate Reinsve凭《情感价值》获戛纳最佳女演员
这层意义上，选择“sentimental value”作为片名再恰当不过：事物的价值与第三方的评价无关，而关乎它与当事人共享的记忆、情感和纽带。凳子如此，父亲也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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